清风竹涛，细雨迷离。梅雨季拜访径山寺，看什么都是虚无缥缈拍的状态。登上山顶，能见度更低，观光客和石像在雾中若隐若现，诵经声和阵阵竹涛交织在雾中增加了神秘感，香火在水雾中四散弥漫，天空中闪过惊雷，那些静态动态景观似乎得到了灵感，变得韵味十足。
径山寺在杭州郊外西北方向的径山上，它属天目山余脉，因一条通往天目山的路而得名。杭州“天堂”的美誉有径山滋润的功劳，它是杭州靠山，山上尽是浓密的竹林与台地茶园，古往今来，来径山的游人多是冲着茶事、参禅来的。所谓“禅茶一味”的境界，在径山被发挥到极致。
尽管李白的时代起，茶圣陆羽就在径山上写茶经，可是径山到宋代才名满天下。而且并不是因为宋朝政权中枢从汴梁（今开封）移至临安（今杭州）的结果。自北宋起，众多名贤高僧踏访此山，包括文学大家苏轼也在这里留下名诗9首，足以见其在文化界的分量。
其中《游径山》的代言表达出深远的意境。“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登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万古蛟龙渊。道人天眼识王气，结茅宴坐荒山巅。精诚贯山石为裂，天女下试颜如莲。寒窗暖足来朴渥，夜钵兄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叩门，愿为弟子长参禅……”
径山寺缘起于唐代天宝年间，禅宗牛头派禅师法钦在山上结庵。大历三年（768年），唐代宗下诏建径山寺。南宋时期临济宗崛起，到了建炎四年（1130年）径山寺成为临济宗极为重要的道场，位列“江南五山十刹”之首。
在宋朝，天下寺院非常多，为了便于管理，宋朝按照官衔发明了寺院评级制度（官寺制度），由此产生“五山十刹”（类似于现在的拉萨格鲁派五大寺），这十五座寺院管理着天下的寺院，而后新建的寺院只能是它们的分支。如今这些寺院早已失去了对其分寺的管理功能，但这一制度却奇迹般地被搬到了日本，沿用至今。所谓“五山”指：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
径山寺在宋代为何如此重要？明朝人在《径山志》里收录的一篇碑文给出了确切答案：“径山，名为天下东南第一释寺。寺何以重？以道重也。”
径山寺不仅在宋朝地位显赫，而且千百年来名僧辈出，其中有几位著作颇丰，对后世影响较深。隆庆元年（1163年）宋孝宗登上帝王座便即召见了78岁的宗杲，赐号“大慧禅师”。早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宰相张浚向宋钦宗推荐禅宗高僧宗杲（găo）为径山寺住持。宗杲在径山提倡“看话禅”为求法入门，即专注一则话头，历久真实参究获得开悟。之后这种禅法在东亚流传甚广。
宗杲去世三年后，宋孝偕显仁皇后（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的母亲）登径山，在这块儿宋孝宗御碑上刻着，“乾道二年（1166年），宋孝宗将径山寺改名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的一段话。
湿哒哒的竹林之间石像、石灯、石碑掩映其中，上面长着一层绿色青苔，看起来十分陈旧。此时，去过日本的旅伴忍不住发问，这样的形制和日本的那些古刹为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特别是两尊石像坐像下的两双鞋子，完全是日本高僧画像中不可少的元素。
一侧的碑文解释了两尊石像的渊源。右侧是径山寺第三十四代住持“无准禅师”，左侧是日本东福寺开山祖“圣一国师”。所谓“国师”即是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僧人，东福寺则是日本临济宗派的总院，如今它因800年厚重历史、建筑以及圣一国师带回国的大量经卷，成为日本京都府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南宋朝廷外表羸弱，实则是文化经济强国。善于学习日本在这期间施行“渡海制”，规定官民不经特别批准不得乘船前往中国，然而政治上的你来我往虽然骤减，但文化方面的学习交流探索越来越热。
日本留学僧们从大版难波乘船出发，冒死渡东海，在钱塘江口进入，直接来到径山山脚下。宋朝皇帝向来对日本国的关系保持着积极态度，往往都会给远道而来的和尚赏赐丰厚礼物，对他们在中国的礼佛活动给予多方关照。
圣一国师在径山师从无准禅师长达六年。之后，他回到京都开创东福寺，受到皇室尊敬，加上幕府、贵族和上层武士的大力布施，从此确立了日本禅宗的在日本国的政治地位。而径山寺在那之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临济禅宗的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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