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3月30日，第176期文汇讲堂“文明共生互鉴下的全球南方”系列第一讲《21世纪全球南方与其未来》在上海报业大厦43楼融媒空间成功举办，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黄仁伟、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主任维杰·普拉沙德、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石之瑜三位嘉宾重磅开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做精彩点评。上观App、央视频、文汇报视频号、华东师范大学视频号、喜马拉雅等平台直播，120位观众现场聆听，2.5万人次线上参与。
本次讲座由文汇报社、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华东师大·全球南方学术论坛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等七家机构协办。
现将讲座内容整理以飨读者。此篇为三位嘉宾互评。
观点的接近源于共同的价值观：反殖民
维杰·普拉沙德
维杰：今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三个人分享自己所理解的全球南方，我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如此一致，但我和两位教授素未谋面也未曾有过讨论。
这种默契来自哪里？首先，我们了解世界真正的变局在何处，我们描述了现实而非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我们的观点有很多相似性。事实上，中国学者和其他全球南方学者的观点都享有着基于反殖民的共同价值——人的尊严和国家主权。
我非常想听听两位教授对人的尊严、国家主权的看法，因为它们是影响当今时代的重要观点。坦白而言，我认为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学术上来看，对南方国家于人类尊严的追求、国家主权的追求的坚持，西方的理解显得非常“慢”。
全球南方意识和氛围浓郁会产生“士气”
石之瑜：我先分享一下自己对全球南方主体性在哪里的困惑。
全球南方最活生生的能动性是一种特殊的被动能动性，它存在于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内涵的集体主义当中。这种集体主义表现在哪里？在思考他们自己行为的时候，总是会把全球南方放在脑海里。比如一个大国，尤其是前殖民宗主国，他做事、决策时会产生一种被全球南方观察的压力，后者像天上的神一样看着他，迫使他要去思考。但如果你问他“到底谁在观察你”，他说不出来。
石之瑜
同理，近一年尤其突出，在一般的前殖民地的国家，他们之间有很多冲突、很多的争议，但在全球南方氛围极为澎湃的态势下，给予了这些有全球南方身份意识的国家一种责任感和义务感——我们看到了很多过去长期的历史争议，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都在缓慢但纷纷化解。
这就涉及到主权在全球南方到底是何意义？在全球北方，他们用主权的名义去打仗、去征服、去殖民，这样所有的主权都几乎是被殖民主义划出来的。殖民地国家主权内部，宗教、派系、族群、语言都是分裂的，所以很难独立，这就变成宗主国介入殖民地的借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殖民地国家对主权非常在意，因为他没有。而殖民宗主国认为你的主权很糟糕，他一定会限制你的主权。
然而，一旦全球南方的氛围浓郁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士气，促使那些身在全球南方身份意识当中的人，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处理跟其他全球南方同仁、同僚、同氏族、同国其他人之间的争议。
南方超越北方话语权，要讲清“民”和“人”
黄仁伟：两位学者都是在中国大陆之外观察、了解全球南方，所以带来了很多我们中国大陆学者不太有的思考，新的idea（理念）或新的concept（概念）。维杰教授有印度文化的背景，又长期在南美洲生活工作，也在美国做过教授。他对全球南方和北方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这对我们来说不可多得，中国学者很难有这么大范围的观察。所以他对全球南方的认识超出我们的眼界，他的看法给我很多启发。尤其是南美洲这个区域是全球南方的南方，在南美洲产生了很多左派的理论，以“依附论”为代表在南美洲获得很大的市场。
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右）是“依附论”在南美的早期代表，巴西的多斯桑托斯著有《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左）
中国学者不太赞成“依附论”，因为“依附论”认为南方不能对西方开放，开放越大受剥削越多，南方不应该被西方剥削，所以就不应该对西方开放。结果南美洲发展慢了，掉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开放吸取了南美洲的经验教训。虽然都是南方国家，但发展道路不一样。
维杰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在经济上是自由主义大本营，是西方理论的大本营，维杰教授还能持有全球南方的观点很不容易。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听他的发言让我深受感动，我们也读“依附论”，也读芝加哥学派，在维杰教授的身上能看到这些理论的闪光点。
石教授是世界中国学大师。他今天在诠释全球南方时用的是儒家学说，可能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没有，今天我们很幸运。用儒家学说讲全球南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民本是儒家思想，又是整个全球南方的思想。
南方的民本和西方的人本有无不同？“人”和“民”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是把两个字放在一起的，古代没有“人民”一词，西方不用“民”，用“人”，所以又有人权和民权之分。
我理解，“民”是集体，“人”是个体，为什么南方国家强调集体，西方或者北方强调个体？将来讨论西方人权理论时可作为一个很重要思想武器。思想上、理论上，“人”和“民”两个根本概念的区别，是南方和北方根本的不同，某种意义上，南方的话语权要超越、战胜北方的话语权，我们就要讲清楚“民”和“人”的区别，而且“民”比“人”更重要。
欧洲宣扬道德强权时，全球南方形成了被动的团结
三位学者各有侧重，但论理均严谨专业
石之瑜：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思考过，但是我联想到跟全球南方有关的话题——南方什么时候取得全球性？黄老师演讲时特别强调了全球化的发生，经济实力的移转就出现了全球南方。我想补充另外的话语背景，让南方取得全球性，这是不太了解群体性的前殖民宗主国所不能掌握的。
1990年冷战结束后，西欧的国家因为自己“打赢”而非常得意，就想要解释为什么自己打赢了。他认为是因为自己重视人权，才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就觉得冷战打赢其实不是靠美国的军事强权，而是靠欧洲的道德强权。于是开始在世界各地宣扬欧洲的道德理念，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还让欧洲学者和其他地方的学者联合，知晓他们如何看欧洲、理解欧洲、学习欧洲，把欧洲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
这些西欧的国家本来是拥有各个不同的殖民地，后者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结果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把原来不可能结合、不可能团结、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去看彼此的殖民地串联在一起。所以全球南方的全球性的取得有一定的被动性，而这些被动性是认为自己已经走在文明尖端的欧洲国家所看不到的。关键之一是后者认识的世界角度只有个体，没有集体，他看到只是个别的殖民地，没有办法想象各地的殖民地因为共同的殖民主义带来的苦难关系而产生强大的彼此同情。
在实践上、历史发展过程中，话语的出现很重要，全球性的话语被动的出现很重要，而且防不胜防。
17世纪先进观念的个人主义如今被严重误读
维杰：我对个人主义很感兴趣。大西洋国家的政府纷纷加大军事支出，远远高过于社会支出，比如在欧洲，有将欧洲“再武器化”的计划。这是一个共享的国家计划，但这些国家又面临着极大的财政紧缺和社会支出的紧缺。如此逻辑下，个人主义的观点就会“走样”。个人主义是在17世纪自由主义的环境中萌生出来的，是非常进步的观念。当时强调每个公民权利必须要超过国王，之后个人主义形成，再之后就形成“每个人必须要依靠自己活下去”的理念，也契合“适者生存”的理论。但是作为人类我们不能依靠个人去生存，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去生存的。也需要一个社区，在社区中有很多人、很多志愿者确保这个社区能够存活下来。作为西方政府，他们对于家庭和社区的机构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个人主义就不再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观点，也不再是一个进步的观点。在西方，个人主义的观点已经变得非常反动，并陷入困境。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西方其实想分析自己的社会，这就需要基于真实的社会中家庭和机构等。因为这也是德国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哲学黑格尔所描绘的人类社会，黑格尔说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前提，但实际上西方的社会已经忘记了这样的历史观点。他们把个人凌驾于历史之上，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意识形态的蒙蔽。
我想说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斯皮尔·博格是北大西洋商业联盟的领袖，他对民主做了非常全面的调查，包括中国、印度的几百个国家，去了解人们对于民主的想法。在美国，只有50%的公民相信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在中国80%的人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为什么我要说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也要教导西方的人民，民主并不意味着由金钱所驱使的选举，民主意味着必须要有社会中的机构和体制，能够真正地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而在中国消除极度贫困，中国老百姓可以在春节坐高铁回家。这是没有被个人主义所蒙蔽的社会中的人民。我们需要向全球南方苦难中的人民说明这一点，也需要向全球北方的人民说明这一点。
集体主义为何成为后殖民国家的价值观
黄仁伟
黄仁伟：现在由全球南方的概念延伸出去，讨论到南方的价值观与北方的价值观的差别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产生于市民和王权斗争的过程中，所以强调个人、个性的解放，人权概念由此产生。
南方国家都是弱国，他们反抗宗主国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有的还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弱者要推翻强国，就需要集体的力量，需要整体和团结；他们独立以后要和世界霸权秩序进行对抗，还需要集体力量，还需要团结。所以集体主义成了后发达国家或者是后殖民国家的价值观。西方为了主导世界话语权，就设置了所谓的universal values（普世价值），意味着当我这个价值观是universal values，你的价值观就只能在你的国家有用，而不能“普世”。因此，universal values是西方秩序的一个符号，你接受它的秩序，就要接受universal values。
然而当下，拥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发展，甚至于很多南方国家开始学，有的发达国家也在学。西方标榜的universal value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
讨论到这一步，是从哲学根源上去理解为何全球南方会有不同于全球西方的价值观，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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